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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师长庚,永志不忘!

医科院皮肤病研究所2019-06-21 18:54:19

邵长庚,男,1932年生,天津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1955~1956年,在北京俄语学院学习,为留学前苏联做语言准备,1956~1960年就读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皮肤性病学专业研究生,获医学候补博士学位。1960年12月毕业回国后,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工作,1962年起任主治医师、副研究员、研究员;1972年起任该所皮肤病研究室副主任、代主任,科研办公室主任,图书情报室主任,性病研究室主任、兼任全国性病防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心顾问等职。1997年退休仍返聘工作。

在前苏联读研期间,

邵长庚在莫斯科参加“五一”游行


1980年起,任《中华皮肤科杂志》第五~十届编辑委员会委员、第八~九届副总编辑、第十届编委会顾问,长期参加该杂志审稿、定稿和英文摘要审校等工作;先后担任《临床皮肤科杂志》《国外医学皮肤性病学分册》《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中国男科学杂志》《国际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杂志》、《中国性科学》等杂志编委、副主编,《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顾问,《中华医学研究杂志》学术委员会委员和《朋友》通信项目顾问。1988年任卫生部性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1991年起为全国卫生标准技术委员会传染病分委会委员;1996年,与王光超等创建银屑病防治研究专项基金委员会,并任副主任委员,2004年任主任委员,2007年任名誉主任委员。


在世界艾滋病日,

邵长庚亲自参加宣传咨询活动,

图为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

并讲授预防艾滋病基础知识


邵长庚毕生从事皮肤病、性病临床及流行病学研究工作,在白癜风、头癣、银屑病及性病防治方面,敢为人先、卓有建树。上世纪50年代,在莫斯科研究生学习期间,研究色素性皮肤病,用8-甲基补骨脂素加紫外线照射治疗白癜风,或许是在国外中国人最先(早于国内)的实践;上世纪70年代,组织医务人员在江苏泰县(现泰州姜堰区)防治头癣,采用综合方法,土法生产“灰黄丸”(用灰黄霉素发酵物直接制成)口服治疗头癣等,首先想到采用口服中药茵陈促进灰黄霉素吸收,以减少灰黄霉素的用量,并通过实践得到证实;1979年率先用雷公藤治疗银屑病性关节炎取得疗效;1984年,邵长庚牵头组织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8个单位开展大规模的银屑病流行病学调查,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所取得的我国银屑病患病率和发病率的数据,至今仍然被同行所引用;


1985年,首先提出用卤米松(Sicorten)软膏治疗白癜风,并取得成功;为协助卫生部了解全国性病疫情,当先在国内建立和完善全国报病系统,并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的经验,在国内建立26个性病监测点,加强监测,补充全国报病系统的数据;1989年,在加拿大考察,了解到细菌性阴道病的概念,回国后即做介绍,先行指导该所的医务人员在不同人群中调查,最早取得该病的患病率数据。任全国卫生标准委员会委员期间,1992年,首先起草制定国家标准“淋病诊断和处理原则”。培养硕士研究生2名,指导博士研究生数名。


皮研所病案室保存的第001号住院病案,

该患者于1954年4月20日病房试运行时住院。

此页为该患者当年8月第2次住院时的住院志。


邵长庚毕生治学严谨,精通英语、俄语,通晓日语、法语,好学多思且笔耕不辍,为我们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学术财富。先后主编《性病彩色图谱》《性传播疾病的预防与控制——项目管理手册》《性病诊疗与预防》和《银屑病防治研究及合理治疗》;主译《Fitzpatrick临床皮肤病学彩色图谱》;主审Color Atlas and Synopsis of Blistering & Pustular Diseases、《光皮肤病学》《水疱性皮肤病诊断和治疗彩色图谱》《皮肤科常见药物不良反应速查》《性传播疾病的实验室诊断》第2版;参加《临床皮肤病学》《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性病》《性传播疾病》《性病防治手册》《皮肤病及性病学》《性传播疾病的临床管理》、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临床性病学》等多部书籍的编著。


邵长庚主编 (主译)的学术专著


国内外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130余篇;与他人共撰论文110余篇(尚不包括诸多科普文章)。邵长庚多次出席国际会议,曾参加全苏皮肤性病大会(列宁格勒,1959年)、第四届国际银屑病学术会议(美国,1986年)、国际妇保大会(北京,1993年)、东西方性学会议(北京,1993年)、日本第8届银屑病学术会议(新横滨,1993年)等;曾赴加拿大BC省疾病控制中心(1989年)、泰国(1990年)进行性病防治考察。


邵长庚教授晚年常在图书馆一角

专心翻译小品文


邵长庚毕生刻苦钻研,全身心贡献给了医学事业,其学术技艺精湛,医德医风高尚,硕果累累,成绩斐然。1978年,出席江苏省科学大会,获省先进集体表彰;负责“对羟基苯乙酮提高灰黄霉素生物有效度的研究”课题,获江苏省1979年科技成果四等奖;1984年,主持“全国银屑病流行及自然病程调查”,获1988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91年国家科委科技成果证书。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负责“抗银屑病药物10-乙酰蒽林的研究”、“全国重点城市性病流行调查”及参加“细菌性阴道病的现况调查”等分别获中国医学科学院1986年、1993年及1994年科技成果二等奖及三等奖;负责“全国性病监测点研究”,获南京市2000年度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及参加“银屑病患者心理生理特征及防治研究”获2000年解放军总后勤部二等奖;1985、1991、1994年分别被评为医科院、院所先进工作者;1995年获得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书育人、服务育人”先进工作者称号;1999年获卫生部、公安部、教育部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表彰“全国预防与控制性病艾滋病先进个人”称号。

2016年6月14日凌晨2:10,邵长庚因病救治无效,溘然长逝。

恒师长庚  励我前行     顾恒/文

丙申年端午节与您握手道别,那是6月9日,而6月16日(遗体告别日)却与您永远告别……由此回溯,这离1984年跟随您进行全国银屑病流行病学调查已经整整32年了。邵长庚先生,我亲爱的老师,跟随您学习、工作30余年,所有场景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跟随您工作,是1984年的下半年,那时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跨进皮研所大约才一年左右的时间,接触皮肤科专业知识尚不足半年,说起来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浑小子(1983年进所后先在鼓楼医院进修普内科)。很幸运,当时每个新入职的医学生,都可以跟定一位指导老师,我的指导老师是韩国柱老师,简单地说就是老师做啥我做啥,老师去哪我跟哪。突然,有一天被告知:要跟随老师去进行一项皮肤病的现况调查。其后才了解到,这是一项获得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全国银屑病流行病学调查涉及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3个调查点,调查人数为600多万人,最终得出1.23‰的平均患病率,这是一个至今仍被广泛引用的我国独一无二的银屑病患病率的数据,此项成果既取得1988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又获颁1991年国家科委科技成果证书,而这项研究的总设计师、主持者就是您啊,邵老师。忘不了我跟随韩老师蹲点南京大厂区进行的实地调查,忘不了收到数据后手写笔填艰辛地录入,忘不了您同包寅德、张国威、韩国柱老师忙碌统计、疾书成文的日日夜夜。虽然,当时我对皮肤科知识甚至是“亲自调查”的银屑病还知之不多,但每当回想起当时的经历还是颇为“自豪”,因为我不仅“亲临”调查现场(其实也只是给韩老师拎拎包而已),还参与了数据的录入和统计,最值得“骄傲”的是:发表于《中华皮肤科杂志》1986年第19卷第5期上的《全国1984年银屑病调查报告》一文中的“全国银屑病标化患病率分布图”乃我亲手所绘,我的工作“业绩”得到您充分的肯定。通过这项工作,我对您的敬意油然而生,敬佩您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从不急躁,敬佩您知识渊博、思维敏捷、科学严谨、运筹帷幄,敬佩您通天文地理,知古今中外……当时,我就有一个念想,如能拜您为师该有多好!


1999年博士生毕业答辩会后,

导师组叶干运、邵长庚、靳培英3位教授

与顾恒合影


十年后,这个念想竟然变成了现实。1994年夏,我非常幸运地成为您的硕士研究生,其后虽转博至叶干运老师的门下,但您作为副导师,仍一直指导我博士毕业。记得我还在北京上基础课,您就已经为我确定了课题的研究方向:验证英国皮肤病学家Williams在1994年提出的新的特应性皮炎(AD)诊断标准在我国的可行性和实用性,如可行则使用这个简便易行的标准进行一次AD的流行病学调查。在您的精心指导和严格把控下,我顺利完成博士毕业论文,不仅验证了Williams标准在我国医院人群和普通人群中应用的可行性和实用性,还使用这一标准在全国中小学生中进行AD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结果分别发表于《中华皮肤科杂志》、《BJD》和《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平心而论,这算是我对5年学习的交待,更是对老师教导的回馈。读研及以后的工作中,您更是经常、反复地提醒我,作为临床研究生和临床医生,应时刻以临床锻炼为主,遇事要认真思考,分清主次,明白轻重缓急;科研应该紧密结合临床,避免追随大流而简单地重复国内外的一些实验室检测。您老坦诚的科学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让我受益匪浅。为了避免我在完成博士课题时走弯路,您建议我不必“费心”去检测AD患者的细胞因子,而要集中精力验证标准和进行流调,我听从您的教诲完成相关的流行病学调查后,发现省却了时间、经费和精力,可以去进行其他内容的研究;如此这般,我在以后带研究生过程中,也秉承您的教诲,以同样的思维方式指导、关注他们的学习和工作。

2005年,为纪念您和靳老师从医50周年(亦是您伉俪金婚),我同学长张福仁,您悉心培养的两个嫡亲弟子,为您俩精心制作纪念册、筹备举办“好友、学生座谈会”的场景,至今仍常在眼前浮现。您亲自撰写的“感想、反思和寄语——写在从医50年之际”的最后一段语句这样写到:“当开始年老时, 总结自己,既不是英雄豪杰,也不是文学、艺术和体育的天才,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一员,但因读书多年,‘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曾经做了一些医学研究工作,有一定的成绩。特别是从事医学研究,需要teamwork(配合,协作),争取集体荣誉,不追求个人名利。”并给予年轻人寄语:“要淡泊人生,自得其乐、知足常乐和助人为乐,同时要关心家人和集体(包括所在单位)。人生在世,应当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只要努力在短暂有限的生命中,为社会和人民做一点贡献就算完成人生任务,就应该满意了,这就是我的人生观,也算是给年轻医务工作者的寄语。”看到这些,更增加了对您的敬意,其实,这些话也是您平日与我们交谈中,时时刻刻都表达的寻常之语……

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这是您的对待工作和学习的态度;淡泊人生,自得其乐、知足常乐、助人为乐,关心家人、关心集体,这是您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邵老师,您是智者,又是仁者,您毕生都在从事着治病救人、教书育人的神圣事业;您曾经担任过很多的行政职务和学术兼职,但这些繁重的事务并没有丝毫影响到您卓越的学术造诣。从做研究生时起一直到退休后许多年,您年年几乎都有文章发表,论著、综述、评述、书评、编译、文摘等作品形式多样、精彩纷呈,在您的晚年还尤其注重学科知识的普及,撰写了大量的科普文章。您精通英语、俄语,对法语和日语也会写能说。年逾古稀的您,为方便写作、跟上潮流,认真学习电脑知识,短短的时间便能达到熟练操作。退休后,读书学习写文章,依然是您生活的全部,每年农历大年初一的早上,我给您拜年的电话也总是要打到您的办公室方才找到您,因为即使是年初一的早晨,您仍如同往常一样早早地工作和学习在那里。您始终淡薄名利,仁厚豁达,乐享生活。您喜爱哲学和中外文学名著,也喜爱武侠小说;您爱音乐,也爱养小猫;您喜欢与学生、与同事们纵古论今、谈天说地、言及中外……

您以自身的行动教育着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您的博学与睿智、宽厚与豁达是留给我们取之不尽的财宝;您生活朴素,淡泊名利,已然是超凡脱俗的崇高境界,为我们树立了永远的榜样!

宅心仁厚、和蔼可亲、厚德载物、宁静致远……怎么评论您,我都觉得难以比拟。我将永远铭记您的精神,您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将永远铭刻于我的心中。

邵老师,愿天堂里的您能尽情地享受到因工作所累而未能享受到的恬静而有意义的生活,愿您人间的遗憾在极乐世界里玉成!

邵长庚老师,您一路走好!

永结师生缘     张福仁/文

2016年6月14日凌晨2时30分,邵长庚教授因病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悲痛万分,师生情谊30年,就此天人永隔!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回忆往昔,邵教授对我人生和医学之路的指引让我永远铭记于心。

初结师生缘

与邵老师的师生“缘”说来话长。1985年,22岁的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工作,翌年我打算报考研究生,于是求教于所里的前辈、病理科主任孟梅白教授。孟教授向我推荐了邵长庚教授,他说邵教授早年留学苏联,是一位学识渊博、待人诚恳、温文尔雅的教授,如果能接受他的言传身教,一定能早日成才!我听后跃跃欲试,但也了解到邵教授“择徒”非常严格。

第一次见到邵老师是在1987年5月的一天,我幸运地通过了入学考试,怀揣面试通知和孟梅白教授的推荐信惴惴不安的叩响了邵长庚教授的家门,拜见了邵教授和他的爱人靳培英教授,表达了师从邵教授学习的愿望。后来我如愿成为邵老师的学生,但过了很久才知道那年邵老师本无招生计划。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幸运,也更加了解到只有刻苦系统地学习专业知识才能不辜负邵教授的知遇之恩。

1988年春天,我在北京修完基础课程后来到了导师身边。记得第一次师生交谈是在他的办公室,他说他喜欢“放羊式培养”,即导师给出方向和题目、提出要求,学生自己解决技术和细节问题,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勇于担当的能力!他问我喜欢做皮肤病还是性病方面的题目,我赶紧说“皮肤病”,后来就确定了“银屑病”作为我的研究病种。邵老师又为我成立了导师组,成员包括靳培英教授、李光中教授、马道铭教授,后来又增加了武汉第一医院的胡长发教授。前两位教授负责临床培训,后两位负责实验指导。在邵教授等几位导师的培养下,我的研究生生涯正式开始了。


2005年,在庆祝邵长庚、靳培英

结婚及从医50周年座谈会上,

邵长庚教授夫妇与研究生们合影留念


再结师生缘

转眼到了1989年的9月,我顺利通过了阶段考试并如愿转博。按照规定,已经顺利培养过硕士毕业生的教授才能做博士生导师,我是邵老师的第一个硕士生,转博意味着就要离开邵老师,这是我所不愿意的!正当我为此纠结的时候,邵老师来到了我的宿舍,告诉我他已请叶干运教授做我的博士导师。叶老表示对于我的培养计划不做变动,他仅挂名,同意我和从前一样在邵老师指导下学习。我放下心来,一方面我能继续跟随邵老师学习,另一方面我也能顺利地转为博士。邵教授愿意在医学之路上继续引导我前进,这让我既感到鼓舞又深受感动。他的人格和师德让我永生难忘!

第二阶段的学习就这样开始了,培训内容包括在病房、门诊的实践,以及病理、真菌、制剂等科室轮转,这些都有考核指标,而研究课题并不属于考核指标。但邵老师认为诊疗和科研是不可分的,例如银屑病的治疗,同一种临床类型对相同治疗的反应在不同的个体间是不同的,有的疗效好、有的不好、个别可能有害(发生副作用),而治疗指南往往对同一类型银屑病推荐相同的治疗方法。邵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每个个体的疗效都最好、副作用最少的治疗方法才是最理想的,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是需要做研究的。所以作为博士研究生,除了达到临床培养的目标外,还必须进行研究能力的培训。这次谈话让我茅塞顿开,至今仍在影响着我。

我的博士论文的完成更是凝聚着邵老师的心血。论文实验部分需要做角质形成细胞的培养,而当时皮研所还没有搭建细胞培养技术平台。邵老师为我联系了武汉市第一医院,在胡长发教授和王伟蓁等老师指导下,我起早贪黑地进行实验,结果最终达到了预期目标。半年的实验室工作使我有了更丰富的经历,我也得以凭借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如愿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的时间到了,在邵老师的建议下,我于1991年7月回到了我的家乡济南,回到了我职业生涯的起步点——山东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在我多年的工作中,邵老师一直在前方指引我的道路,让我能够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永续师生缘

毕业后的26年里,我与邵教授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我深知自己职业生涯的点滴进步都凝聚着恩师的心血。每次相见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每次离别都依依不舍!

“仁者寿、智者乐!”是我和年兄顾恒教授在老师70岁生日时送他的祝寿词。老师是仁者,悬壶济世、教书育人;老师是智者,学贯中西、润物无声。惊闻恩师仙逝,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抚胸长叹,如鲠在喉!忆往昔,我和老师世间有缘30年;从今后,世间虽无邵老师,但您的恩泽将永远铭记学生心间!

敬爱的邵老师,愿学生来生再拜于您的门下,永续师生缘!

顾恒,1999年博士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硕士阶段师从邵长庚教授,后转博至叶干运教授门下。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皮肤病医院、皮肤病研究所副院所长,博士生导师。

张福仁,1991年博士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硕士阶段师从邵长庚教授,后转博至叶干运教授门下。现任山东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山东省皮肤病医院所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