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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青岛】山大医院院长沈福彭的青岛往事和特殊遗嘱

柳已青工作室2020-09-21 07:01:15

人物简介

    沈福彭(1908~1982),苏州人,出身于医学世家。沈福彭少年时患脊椎骨结核卧床四年,而立志学医。1932年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193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他是我国著名医学教育家、人体解剖学家,山东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他先后任解剖科主任、附属医院院长兼骨科主任等,编译有《骨关节解剖学》、《心血管解剖学》。

山大医院院长沈福彭的青岛往事

半岛记者张文艳


     虽然,感情日渐深厚,但沈福彭和寇青瑶暗暗立下誓言,抗战不胜利不结婚。终于1945年8月15日,全国人民盼来了抗战胜利,沈福彭和寇青瑶的婚事也提上日程。

    此时,全国也处于恢复状态,远在青岛的山东大学,也开启了复校计划。山大成立“国立山东大学校友会复校促进委员会”,奔走呼号,并致电政府,迅速在青岛恢复了山东大学建制,于1946年1月复校,赵太侔再次出任校长,他请来了之前任教于山大的童第周,并委托他物色人才。童第周立刻想到了沈福彭,便致信请他到山大筹建医学院。当时,正逢沈福彭的老师推荐他到美国杜克大学任教授,但他谢绝了老师的好意,接受了童第周的邀请。1946年,在赴青之前,他带着寇青瑶先来到上海,实现两人的诺言:结成连理。上海离着家乡很近,方便亲友参加。听说沈名医唯一的公子娶妻,老邻居们都很兴奋,有邻居给沈阶平建议,去请个锣鼓队热闹热闹。不喜欢大操大办的沈福彭说:“不用了,到街边花几个钱找两个拉胡琴儿的行了。”沈家上下一听,立刻表示反对。婚礼这天,沈福彭赫然发现,给婚礼助兴的竟然是在上海的清华大学师生!这让沈福彭非常感动。

    两床破被子放到一块儿,添一床新毯子,沈福彭和寇青瑶从此携手经历风雨,相敬如宾。多年之后的1957年49岁的沈福彭被迫离开了讲台,放下了手中的解剖刀,“父母都受到了冲击,但他们两人的感情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父亲说过,无论在外面受到多少委屈,只要家里团结,就会平安。当时,父亲给我的任务是每天去接劳动改造的妈妈,他说‘你妈要强,你要照顾好她,母亲则让我给爸爸送软洋梨,告诉我:‘只要他吃到这梨,就知道我没事’”。

沈福彭全家福。沈福彭抱着的小儿子沈毅日后继承父业,成为山大医院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初来青岛,从一张办公桌开始,沈福彭教授和同事们一手创建了医学院,并主讲解剖学、骨外科学等四门课程,先后任解剖科主任、附属医院院长。“包括教材都是他自己编的”,沈毅说,父亲在山大工资定的级别很高,每月650元。沈福彭一家先是在荣成路短暂居住,后来在合江路住了一段时间,又搬到了鱼山路36号山大第一公舍。在这里,他们又结识了众多知名教授,陆侃如冯沅君夫妇、束星北夫妇,以及丁西林等人。那时沈福彭每周还要看两个半天的骨科门诊,同时还是公舍里的“义务舍医”。邻里之间的教授、家属大病小病总是先找沈医生看一下,而沈家的家门也沿袭着从沈医生的父亲——老沈医生那里传承下来的传统,24小时对病人开放,不管是否认识。即便后来被错判“右派”,“几乎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不认识的人上门求助,父亲总是无偿地为他们提供帮助。有的是脱臼复位,有的是要求翻译资料,更多的是要求诊断治疗。父亲当时已不从事临床工作,逢到这样的情况,就会根据自己对病人的情况的初步诊断,写一张便条,介绍到相关的医生那里。多的时候一天三四十人,弄得只有一间半房的家里,活像一个分诊部,即使是最热的夏天,全家人也必须衣着整齐,因为随时都会有人来访”,沈华说,这一传统,到了沈毅时还在传承。

束星北(中)和沈福彭(右)。

    来到青岛后,稳定的生活过了三年,1949年青岛解放前,社会混乱,沈福彭积极投身护校行列,他及时保护学校财产,和解剖科的张延禄老师一起,悄悄把校内的显微镜,藏到标本室里,用尸体盖起来。国民党撤退的时候,“医学院给了5张飞机票到台湾,有我父母两张,但他们坚决不离开”。


    沈福彭来到山大后,受到校领导的器重,“后来学校专门买了齐东路16号的房子给我们住”,沈毅说,父亲投身于工作,不善于人际关系,这也让他在政治运动中成为了冲击对象。

 

沈福彭的特殊遗嘱

■半岛记者张文艳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做到鞠躬尽瘁,死后亦能死而不已。我已与家人商定,将遗体奉献给我亲手一点一滴创建起来的教研室……希望同志们能认真总结一下这具难得的、资料俱全的标本,从我这个多病的躯体上再获得一点资料,以供研究。如能做成标本,串成骨架,我便能在我所倾心的岗位上继续站岗了……”这是沈福彭临终前留下的惊人遗愿,记者在青岛市档案馆查询到刊登于1982年5月13日的老报纸时,异常震撼。而文章的最后,是他写于1980年10月的《我的病解重点》,上面清楚地记载了他一生的病史和各器官的病变,还具体交待了解剖和制作标本的方法,并特别注明“角膜可用”。


  1957年,就在山东大学医学院独立建院,改称青岛医学院后的第二年,沈福彭再次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他被错划为右派,被迫停止了一切医学工作。这无异于一场沉重的打击,不过,继承了父亲的乐观精神,沈福彭默默忍受下来,即便在接受所谓改造的日子里,他从未停止看书学习,甚至帮助他人修改稿子。沈毅记得,“甚至‘文革’结束后,脱离专业岗位多年后的父亲,和别人讨论问题仍然侃侃而谈”。让沈华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常说艰苦的年代是份财富,“1972年,我白天干临时工搬石头,父亲还鼓励我晚上学英语,他说你们一定会赶上一个真正腾飞的时代,文化被压抑得有多重,就会腾飞得有多高,一个人等机会不可悲,可悲的是,大把的机会从你面前经过,你却毫无用处,沈华当时不理解,认为哪来的希望?现在想来,父亲确实高瞻远瞩。

沈福彭和家人在读书,


只是,沈福彭本来就孱弱的身体禁不起这样的折腾,沈毅告诉记者,“父亲在上世纪50年代就切掉一个肾,后来又有几年住在潮湿的半地下室,我小时候每天早上起来,就得用煤灰把地上的水扫出来”。似曾相识的环境,湖州潮湿的老屋使他染上脊柱结核疾病,这一次无异于雪上加霜。


     得到平反后,沈福彭为了追回丢失的时间,又拼命工作,加上他的心、肺、肾均患有严重疾病,视力极差,左眼几乎失明,备课看书要借助放大镜,但是,他仍然全身心地投入教学、科研和师资培养工作,甚至编译了《骨关节解剖学》和《心血管解剖学》。少年时留下的创伤,中年时的折磨,老年时的负荷,最终摧垮了沈福彭。


    “即便身体的病痛已经非常厉害了,父亲还是经常开玩笑,他常跟我们说,你看我的腿也没什么用了,我的眼睛也该退休了,要是能换换就好了,沈福彭常对学生们说的一句话是“人不能回炉再造”,所以他教育学生们要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人。“当时按规定,医学院的学生6个人共用一具尸体标本,但后来是30多个人,再后来60多个人共用一具,他知道医学院没有标本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他提倡捐献遗体,沈华告诉记者。在沈福彭教授留下的遗嘱中,就有这样一段话,“我希望以此行动以身作则,倡议每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人,至少是从事医务的工作者,最好死后都能捐躯,为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尽最后一份力”。沈老自知他的身体特殊,一生遭遇多种病痛折磨,尤其是弯曲的脊柱,是医学研究“难得的、资料俱全的标本”,所以,他希望能串成骨架,供学生研究之用。


    与病魔抗争了多年之后,这一天还是来了。


沈福彭和寇青瑶晚年合影,两人相濡以沫度过坎坷的岁月。


    1982年2月8日,劳累了一天的沈福彭在夜里11时突发心脏病,经过妻子寇青瑶和儿子沈毅的全力抢救,逐渐平复。次日清晨,他竟又投入工作中。傍晚,他吃了几口饭,倍感疲乏,一反常态地早早休息,临睡前,他嘱咐儿子,“后天的教研组会恐怕我不能去参加了,给我安好录音机,我明早把要讲的话录下来,让他们带去吧!”谁知,沈老这一躺,就再也没起来,“安好录音机”成为他最后的嘱托。


     沈福彭先生去世后,家人依照他的遗愿,将遗体全部捐献给医学院。依照沈老的遗嘱,医学院的人们进行解剖,旧时的同事和学生无不落泪,不忍动刀,更让人心痛的是,沈福彭的儿子沈毅也参与了解剖,看到父亲伤痕累累的躯体,工作进行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沈毅实在坚持不住了,含泪离开了解剖室……


徐立忠介绍他是怎样创作沈福彭雕像的。


    值得一书的是,受到沈福彭的影响,“我们一家有四人捐献了遗体,我的两个姑姑沈淑敏(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创建人之一)、沈淑瑾(就职于中科院儿科所),小姑父李正理(北大植物学家)捐献了遗体”,沈华告诉记者,她和哥哥沈伯威也都签订了遗体捐献登记表,成为遗体捐献的志愿者。


    如今,沈老的骨架仍摆放在青岛大学医学院,提起这段经历,沈家姐弟已颇为平静,只是,回顾沈福彭先生特殊的人生经历,从身体的折磨,到人生的跌宕起伏,再到后期的坠入深渊,沈家遇到挫折时的坚强与豁达,以及传承在医学世家的大爱精神,让记者心中久久难以平静。


一张老照片,沈福彭出国留学前,与为他送行的父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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